Google 創辦團隊 Larry Page 與 Sergey Brin
他們沒有經營任何一家報社或電視台，卻可能比 20 世紀任何一位媒體大亨，都更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取得資訊的方式。每天遇到不懂的事，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已經不是翻報紙、打開電視，而是——「Google 一下」。
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，「決定資訊排序」的人，比「製作資訊」的人擁有更大的權力。
他們並沒有經營報社，也沒有蓋電視台——表面上只是寫了一套搜尋演算法。但越深入研究越發現：過去報紙總編輯決定哪則新聞放頭版，這個動作就是「守門」。今天你在 Google 搜尋一個關鍵字，演算法在 0.5 秒內從數千億個網頁裡挑出前十名給你看，本質上也是守門，只是守門人換成了一段程式碼。
排序的權力，從擁有媒介的人轉移到掌握技術的人。
以工程師身分，承擔了傳播者的角色。
搜尋引擎成為大多數人接觸新聞與知識的入口。
其影響力遠遠超過任何一家傳統媒體。
守門權力，從擁有媒介的人，轉移到掌握中介技術的人。
19 世紀末報業是主角，赫斯特、普立茲控制版面；1920 年代廣播興起，由上而下送進千家萬戶；50 年代電視崛起，三大電視網成為公共資訊的主要中介者。但 1990 年代中期網際網路普及，網頁數量在幾年內從幾千暴增到幾千萬，傳統「守門人」開始鬆動——因為資訊太多了，沒有任何一個編輯台處理得完。就在這個轉折點上，PageRank 出現了。
1973 年出生於美國密西根州東蘭辛市，生長在充滿電腦與科學氣息的家庭。父親 Carl Victor Page 是密西根州立大學電腦科學教授，更是人工智慧領域的早期拓荒者。
據說 Page 六歲時就被父親送了人生第一台電腦——那是 1979 年，個人電腦在美國家庭也才剛起步。這樣的背景，讓他幾乎是「天生」進入了電腦科學的世界。他最大的特色是擅長把宏大、甚至看起來不切實際的願景，拆解成可以一步步執行、規模化的產品。
同樣出生於 1973 年，但起點不在美國，而在蘇聯莫斯科。父母都是數學家，作為猶太裔家庭在學術上受到限制，於是在他六歲時全家移民到美國馬里蘭州。
深受家庭數學訓練影響，他非常擅長「找模式、找關聯」，這個能力後來在 PageRank 中發揮關鍵作用。一位來自美國中西部、學院化的工程師家庭，一位來自蘇聯、移民背景、數學訓練濃厚——兩個非常不同的人生背景，在史丹佛相遇，構成了日後 Google 互補性格的基礎。
「如果一個網頁被很多優質網站連結，
是不是就代表它比較重要？」
1995 年 3 月，Page 剛被史丹佛博士班錄取，參加新生導覽——那一年的學長導覽員正好是 Sergey Brin。兩人初見其實互相嫌棄，為各種瑣事爭論不休，但又發現彼此是少數能「在同一個頻率上吵架」的人，於是成了朋友。
Page 注意到：網頁之間的「連結」就像學術論文之間的「引用」——被引用越多通常代表越重要。要把這想法變成能跑的演算法需要處理上億筆連結資料，這正是 Brin 的專長。1998 年，他們把方法寫成論文〈大規模超文本網路搜尋引擎剖析〉，至今仍是全世界電腦科學系學生必讀的經典。
每一條超連結，都是一張選票——但重要網站投出的票，比小網站更有份量。
就像學術界：被一篇諾貝爾獎得主的論文引用一次，可能比被一百篇沒沒無聞的論文引用都更有價值。這是一個「遞迴」的計算——要知道 B 重不重要，要看誰連到 B；要知道連到 B 的重不重要，又要看更上一層。整個網路被當成一張巨大的關係網來解。
在 PageRank 之前的搜尋引擎主要靠「關鍵字匹配」，網頁只要塞滿關鍵字就能排前面。PageRank 引入了「權威性」維度——這就是 Google 一登場就打敗 Yahoo、AltaVista 的核心武器。
一個史丹佛宿舍的研究專案，不到十年就變成華爾街市值名列前茅的科技公司。
分析網頁的反向連結，在宿舍用借來、撿來的廉價電腦堆成土製伺服器。
靈感來自數學術語 googol（10 的 100 次方），手誤拼成 google，反而成就了品牌。
登記為 Google Inc.，租下車庫當辦公室。Bechtolsheim 還沒看完簡報就開了 10 萬美元支票。
2001 年延攬 Eric Schmidt 任 CEO，2004 年上市，每股 85 美元。
2015 年的改組，名字本身就藏著兩位創辦人的深層思考。
第一層意義：Alphabet 原意是「字母表」——所有的書、網頁、知識，都由 26 個字母組合而成，呼應了 Google「組織全球資訊」的初衷。
第二層意義：Alpha (α) 在投資領域代表「超越市場基準的報酬」，Bet 是「押注」。Alphabet＝押注在超額報酬——大膽押注在目前看不到回報、但可能改變未來的領域。
DeepMind、Gemini
Waymo
Verily、Calico 長壽研究
Google Cloud
「如果你期待的是季度業績，
請不要買我們的股票。」
傳記作者 Steven Levy 在《In the Plex》用了「reluctant entrepreneurs／不情願的創業者」來形容他們——骨子裡是研究者，創業是不得已的選擇，因為這套系統只有在大規模運作下才能驗證。這讓 Google 早期願意做些「商業上看起來很笨」的決定：1998–2000 年已是全球最大搜尋引擎之一，卻堅持先把搜尋品質做到極致，再想怎麼賺錢。
2004 年上市時，兩人親自寫了「致股東信」，提出 「Don't be evil／不作惡」這個指導原則，並設計雙層股權結構，避免被資本市場的短期壓力綁架。這種「先做對的事，再做對的生意」的思維，是 Google 早期文化的核心。
Don't aim for 10% improvement,
aim for 10×.
10% 是漸進的、線性的；10 倍意味著你必須拋棄整套思維框架，重新設計問題本身。要讓網路快 10%，你優化伺服器；要快 10 倍，你可能得重新發明網路。這種偏執，驅動了 Google 圖書、Waymo 自駕車、能打敗圍棋世界冠軍的 DeepMind——每一個都不是改進，而是躍遷。
提供方向感和執行力。甚至公開表示連「組織全球資訊」這句使命，對他現在的構想都「不夠大」。
好奇心驅動的探索者，長期主導最具實驗性的「特殊專案」，獲頒業界最高榮譽馬可尼獎。
重大的媒介創新，往往不是單一天才的產物，而是不同思維模式在組織內部碰撞、互補的結果。
「To organize the world's information
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
and useful.」
資訊本來就應屬於每個人，而非被少數機構壟斷——與報業「我們生產、再決定哪些讓你看」的邏輯完全相反。
大幅降低資訊近用門檻，並堅持廣告必須與搜尋結果明確區隔，標示為「贊助連結」。
「幫使用者找到答案是 Google 的責任。」從廣播模式變成拉取模式，是傳播史上的根本轉變。
守門人從「看得見、可問責的個人」，轉變為「看不見、難以檢視的程式」。
這正是為什麼他們必須被當作傳播代表人物來研究——因為他們重新定義了「誰在決定我們看到什麼」這個傳播史上最根本的問題。
「Google 一下」成為本能，動詞被收進牛津字典。更深層的是「認知外包」——人們傾向記住「去哪裡查」而非「答案本身」，媒介在重新塑造我們的認知結構。
PPC 按點擊付費廣告重塑數位廣告生態，對仰賴廣告的新聞業造成結構性衝擊。透過併購 Maps、YouTube、Android，形成「萬物 Google 化」。
正面：降低知識門檻，推動知識民主化。反面：排序由單一企業演算法決定，可能產生「過濾氣泡」、資訊同質化。
Google 既是資訊解放的工具，也是權力集中的載體——這兩面共存，難以切割，正是它最複雜的地方。
兩極評價，其實源自同一組事實的不同切面。
傳記作者 Steven Levy 在《In the Plex》把 Google 描繪成理想主義與道德的敘事：「做好事從一開始就是 Larry Page 的計畫。」他們把混亂、難以索引的早期網路，整理成人人可用的知識寶庫。
學者 Vaidhyanathan 在《The Googlization of Everything》揭示陰暗面——版權爭議、對思考方式的影響。歐盟因其搜尋市場支配地位開出超過 80 億歐元反壟斷罰款。
讚譽與批評，共享同一個前提：這家公司確實重塑了人類的資訊環境。正因為 Google 真的把資訊組織得如此成功、普及，它累積的權力才大到引發疑慮。
從報業編輯到搜尋演算法——誰掌握資訊的篩選與排序，誰就掌握形塑公共認知的力量。理解演算法如何運作，已和理解新聞如何採寫同等重要。
同一套技術推動知識普及，也帶來權力集中、隱私讓渡、資訊同質化的代價。不存在真正價值中立的演算法。
「不作惡」從理想口號到被反覆援引為對照——經營者要維繫公共信任，就必須持續面對理想與利潤的拉鋸，並接受社會問責。
他們既是技術的革新者，也是新型守門權力的承擔者——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可以、也應該被視為搜尋時代最重要的傳播代表人物。
以上是我們小組的報告，謝謝大家聆聽，敬請各位老師、同學指教。